民生·周君芝团队：中国产业转移的三点现实

今年3月底出口调研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当前中国企业出海行为越发频繁，跨境生产开始进入出口企业的视野。我们不禁思考，当下中国产业转移是否预示着中国企业迎来一轮全球生产链条布局大潮。

将调研与宏观分析相结合，我们聚焦三个问题，以期反映更多中国产业转移的现实：

中国产业转移至哪些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动机是何，当下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到哪个阶段。

1.1 中国产业转移动机之一，追求低端成本

追求廉价劳动力，这是中国企业投向东盟生产的主要动机。

越南、泰国、印尼、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劳动力要素价格偏低。CEIC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越南、泰国、印尼、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人均年收入分别在3912美元、3728美元、2034美元和1591美元，与中国人均年收入16716美元的水平有较大差距，这些东盟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

除劳动力成本外，越南等东盟国家人口偏年轻，存在人口结构优势。截至2021年底，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4.20%，虽略低于泰国14.51%，但要明显高于越南、印尼、柬埔寨的8.75%、6.78%和5.53%。

贸易摩擦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对美出口面临高关税和“去中国化”两大困难。

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美国总统备忘录，宣布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自2018年7月16日至2020年2月14日，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已实施4轮加征关税措施，涉及金额分别为340亿美元、160亿美元、2000亿美元和3000亿美元，其中主要涉及商品为附加值较高的机械设备、机电及电器设备、车辆及零部件和精密仪器。

根据我们的调研反馈，中国出口企业较为担忧中美经贸摩擦对未来出口形成压力。

第一，受加征关税影响，企业直接对美出口产品存在压力。某些特定行业，高关税大幅限制中国出口。

第二，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国企业从美国采购原材料或零部件存在一定约束，影响中国企业生产及后续出口动能。

今年1月《日经亚洲新闻》曾报道：“戴尔在2022年年底告知供应商，公司目标是要“显著减少在产品中使用中国制造芯片的数量，包括非中国芯片制造商在中国工厂生产的芯片”。到2024年，戴尔要实现其产品使用的所有芯片都在中国以外生产。”

2.1 订单份额流向东盟、印度、韩国及墨西哥

当前中国企业进行产业转移主要有两大动机，追求低端成本以及规避贸易摩擦。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那么中国企业将各类产业转移至何处呢？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观察。

以美国进口为基础，给定一类产品（假设为产品A），观察美国从不同国家进口产品A的占比变化，从而间接推导中国生产A产品的企业，将产业转移到了哪些国家。

譬如美国从中国进口A产品占比下降，然而从东盟进口A产品占比提高，这样的进口占比变化显示如下事实，东盟在生产并出口A产品方面具有更多优势。若生产A产品的中国企业选择产业转移，可以选择东盟。

以2017年订单份额为比较基准，我们发现过去五年中国产业转移大致呈现如下特征：

其一，劳动密集型产品订单主要分流至东盟及印度。

皮革箱包、纺织原料及制品、鞋帽假发及家具玩具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5年中国对美出口皮革箱包、纺织原料及制品、鞋帽假发及家具玩具的订单份额均出现明显下降。

皮革箱包下滑最为明显，过去五年下滑29.13个百分点；纺织玩具、鞋帽假发和家具玩具则分别下滑9.77给百分点、14.96个百分点和10.73个百分点。

越南、泰国、印尼、柬埔寨及印度对上述商品的出口订单份额均有提升。

皮革箱包订单主要流向柬埔寨金、印尼及马来西亚，对应份额分别提升了10.85个百分点、3.69个百分点和3.40个百分点。

纺织品原料及制品主要流向越南、印度和柬埔寨，对应份额提升了3.14个百分点。

鞋帽假发则主要流向越南、印尼和柬埔寨，对应份额分别提升了4.26个百分点、2.05个百分点和1.66个百分点。

家具玩具订单份额主要集中流向越南，对应份额提升了7.53个百分点。

其二，机械及机电设备、精密仪器份额流向较为分散。

调研反馈，机械、机电设备等非劳动密集型出口，中国企业实施产业转移，主要是基于贸易壁垒规避动机。

中国企业普遍将东盟作为贸易壁垒规避的第一个东道国选择，其次选择墨西哥组装生产从而接近北美市场。

宏观数据上，机械及机电设备和精密仪器的订单份额过去五年出现下滑。2022年中国对美出口机械、机电设备和精密仪器订单份额分别下降了10.08和2.11个百分点。

越南和泰国对两类商品出口份额均有增加；韩国和墨西哥对机械及机电设备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而马来西亚则主要对精密仪器出口份额有明显增加。

其三，受益于国内汽车产业链转型升级，过去五年运输设备及零部件订单份额并未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对美出口份额反而上升了0.95个百分点至6.05%。

仅通过观察订单份额变化来判断产业转移去向，可能存在误判。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对美出口份额下降，其他国家（不失一般性假设为A过）对美出口份额增加，只能说相对中国，A国对美出口竞争力提高。中国若需要产业转移，可选择A国作为承接产业的东道国。

中国对美出口份额下降，然而A国对美出口份额提高，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将产业转移至A国。

结合我们调研反馈，基于规避贸易摩擦的产业转移存在两种模式：

模式一，企业在海外建设新工厂。海外工厂负责全部生产环节，属于新增产能。

模式二，企业在海外建设组装工厂。中国企业的主要生产环节仍旧安置在国内，海外工厂主要负责进口国内所生产的零部件，并进行二次组装转出口。

第二种模式下，企业在海外涉及投资规模较小，企业真实产能并未被转移，但中国对美出的口订单份额却会有所下降。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需要增加一项投资相关指标，辅助观察中国产业转移的真实情况。

历史经验表明，1986-1992年作为“东亚四小龙“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高峰期，其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会出现明显上升，期间合计占比从59.21%上升至77.74%，是产业转移的主导者。

借鉴“东亚四小龙”经验，观察中国产业转移，我们辅以“中国直接投资占FDI比重”这一指标。结果显示：

其一，中国直接投资占比存在上升趋势的国家主要为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占比从2010年的1.46%上升至了2021年的21.77%；对马来西亚直接投资占比从2010年1.81%上升至了2021年的11.50%，且2020年达到过43.50%；对泰国直接投资占比波动较大但也从2010年4.77%上升至了2021年的13.01%；对越南直接投资占比从2010年3.81%上升至了2021年的14.10%.

其二，中国对墨西哥、印度和柬埔寨3国的直接投资占比并未发生明显提升。

基于上述变化，我们认为当前中国产业主要流向的印尼、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4国。

印尼和泰国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型产业；越南除了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还承接了精密仪器和机械及电机设备2项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马来西亚则主要承接精密仪器产业。

若产业承接停留在最末端的劳动密集型组装环节，则该东道国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需要进口大量初级加工品，这时不需要进口矿石等原材料。若产业承接迁移至中上游初级产品制造，此时该东道国出口初级加工品，同时进口大量的矿石原材料。

以中国为例，随着国内产业持续升级，塑料橡胶、纺织原料及制品和贱金属及制品等初级加工品进口占比会持续下降，而矿石等原材料占比持续提升。

从进口商品结构变化趋势观察中国对东盟四国产业转移程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特征：

（一）越南进口商品结构正在发生相同变化，但越南矿产品进口比重要低于90年代中国同期水平。这意味着越南产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轻工业，而上游重工业发展相对落后，但已存在一定的上游重工业转移迹象。

（二）泰国进口商品结构变化趋势则相对不明。泰国纺织原料及制品进口占比降幅较为明显，贱金属及制品和塑料及橡胶制品则存在上升趋势，矿产品进口占比未发生明显提升。按此推断，泰国当前产业发展也主要集中于在轻工业，且上游重工业除纺织原料外，尚未形成发展趋势，产业转移进度较早。

（三）印尼的进口结构变化则主要表现在纺织原料和矿产品两项。纺织原料及制品占比从2017年后就出现明显上升，而矿产品进口比重则出现大幅下降。结合矿产品为印尼第一大出口商品的特征，我们估计造成其矿产品进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本地冶炼产业的升级发展。

我们认为对印尼的产业转移存在结构特征：第一，冶炼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加速转移现象；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上游链条尚未发生实质转移。

（四）相较于前述3国，马来西亚的进口结构特征其实更为稳定。2010年以来，马来西亚进口占比提升幅度最大的商品为矿产品，而回落幅度最大的商品为机电类产品，这一变化和中国2010年后的变化趋势基本类似。我们认为对马来西亚的产业转移主要是由贸易摩擦所致，未来转移进度取决于国际政经关系。